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路，意味着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意味着发展变迁、更新成长。
短短15个字，但内涵深刻，分别描述了合肥城区面积、人口、道路及其附属设施情况。因此，很多人用“县城”来定义这座城市的过往。
时光迁徙，岁月雕琢。曾经日夜陪伴的“五条马路”去哪了？当然，似乎很难有人分清，这“五”究竟是实数还是虚指？
老马识途，老人知事。说起这“五条马路”，今年已经77岁的周有林仿佛有些“不知事”了。“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五条马路估计是后人总结的。”
解放前后，新旧两个合肥，他都亲身经历。跟着父母，从长丰举家迁至合肥，定居在今天的义仓巷附近。那一年，周有林两岁。
两年后，合肥迎来解放。年幼的他对合肥当年的道路没有特别的印象，只是迷迷糊糊地记得：大路叫“街”，小路叫“巷”，反正不叫“路”。
“比如有西大街、前大街、后大街、东大街，好像还有北大街、南大街。那五条马路，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这些路？”闭上眼睛，掰着手指，周有林努力将那些“街”从脑海深处“捞”出来。
这些“街”历经了哪些变化？最后的“归宿”在哪？又会以怎样的面貌重新示人？时至今日，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很困难了。
根据《合肥市志》等相关史料，西大街、前大街、小东门街，自西向东，组成了今天的长江中路。与长江中路类似，淮河路自西向东，由无名街、文昌宫街、东大街组成。
后大街历程曲折，路名不断更换，最终演变成安庆路。北大街后来分成了两段，北段是拱辰街，南段是宿州路。南大街，可能就在今天的徽州大道一带。
正是沿着这条土路，1949年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合肥城，千年古城回到人民怀抱。合肥和平解放，被新华社誉为“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又一伟大胜利”。
“路”不惊人，意义重大。1949年4～5月，市政府建设科组织人力铲除荒草，对这条土路进行重新铺筑。修建后，路基宽6米左右，路面宽3.6米。
这几年，她斜挎着一个小包，拿上一部手机，独自去了合肥很多地方，也拍了很多美景。“一天一个变化，楼多了，路阔了，还有高架、地铁，放到以前，想都不敢想！”
合肥之路，有辉煌的过去，也有璀璨的现在。坐标蜀山区淠河路，其中一段短短840米，集聚了一群曾经默默付出的英雄。
他们当中，还有523名共产党员被授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1566户获得“光荣之家”，63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41人驰援武汉、上海抗疫
一路走，一路问，就是这样，史祥美几乎走遍了市区的大小景点。“年龄大了，在家没什么事，就想着出去看看。”她喜欢一个人“自由行”，还辗转倒车去过三河古镇。
63年前，史祥美从上海来到合肥，在此安家落户。“合肥的路好找，都有规律，你可晓得啦？”话语中自带的“吴侬软语”，似乎在不断提醒她的过往。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点在史祥美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老合肥”“新合肥”两种身份彼此胶着、来回切换，就像神秘的量子纠缠一样。
到过合肥的人都知道，城市道路命名大多取自全省各市及其下辖县等。这一道路命名格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继合肥作为安徽省会地位确立后，一直沿用至今。
大家通过路名，就能判断出这条道路的大致位置。所谓“方位对应”，就是说这条道路的位置，与取名地的省内方位基本对应。比如：以皖北城市命名的道路基本在市区北部，以皖南城市命名的道路基本在市区南边。
所谓“纵山横水”，就是说以山川命名的道路基本为南北向路，以江河湖泊命名的道路基本为东西向路。比如：南北向的潜山路、敬亭山路，东西向的长江路、淮河路。
。一手遵循命名规律，一手发扬传统文化。“尊重历史，兼顾习俗。”这是万晓源从事地名工作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则。这些年，几乎每条道路命名，万晓源都会去周边了解情况，挖掘当地传统文化。“保护老地名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如廻龙桥路、操兵巷等，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脉络。”
北京路、华山路、珠江路依然是方位对应，依然是纵山横水。走进这里，宛若行走在中国版图，零距离感受这座城市的格局与气魄。
在新桥机场，周边道路命名取自全国各大机场。虹桥路、白云路、禄口路
万晓源畅想，今后，考虑建立一个与科创相关的地名词库，融入科学家、大科学装置、科创成果等相关元素，让城市道路同样体现“科里科气”。“科学岛路很有合肥特色，一看就是指向科学岛，让岛民更有认同感与归属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副研究员吴芳明说。
2000年，吴芳明离开家乡浙江嘉兴，来到中国科大读书，本硕博连读。“在合肥，能做到学以致用。”毕业后，他沿着科学岛路走进科学岛，一干就干到现在。
科学岛路，一头连着科学岛，一头连着市区。科学岛，又叫董铺岛，位于董铺水库西岸，坐北朝东南，三面环水，其实是一个半岛。
与吴芳明一样，仇文君也在岛上工作，任强磁场科学中心高级工程师。与吴芳明不同，仇文君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用她自己的话说，还是土生土长的“科岛人”。
从科学岛前往市中心，只有一路公交车，单程可能要1个小时，道路两侧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以至于到今天，“进城”这两个字，还时不时从她的嘴里蹦出来。
读初中的时候，仇文君经常在周末到市中心上兴趣班，告诉老师她来自董铺岛。“住岛上啊，那是坐船来的吗？”老师的“惊天一问”，至今让她记忆犹新。
“从岛上开车到天鹅湖也就20多分钟，周边配套也起来了。”岛成为城，城环抱岛，仇文君们的“进城史”一去不复返。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前做的项目基本都是纵向项目，现在横向项目也多起来了。”“纵横捭阖”的B面，是科创与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融入与融洽。
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吴芳明更有同感。蛋白质就像是一把锁，搞明白了锁芯结构，才能找到打开锁的钥匙，更好地治疗与蛋白质相关的疾病。
无疑，其中的核心就是研究“锁芯”结构，吴芳明所做的正是这一环。至于根据结构来设计研发钥匙，那就是另一拨人的事情了。
“这就像工厂流水线，一环套着一环，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吴芳明略显谦逊的话语，形象地道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与本质。
“有些科研，不一定立马有用，但主要看谁用。”业余时间喜欢上B站的吴芳明，自嘲有些社恐、不善言辞，但说起话来却又是满满的辩证法。
“不一定立马有用”，意味着科研不能过于注重功利；“主要看谁用”，则意味着科研终究会产生价值。“工具”与“价值”二者达到平衡，源于当前对科研的尊崇与包容。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科学岛，科大硅谷，等等，感觉合肥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科技创新的体系。”不经意间的变化，让仇文君有些猝不及防。
退休之前，因公因私，周有林曾多次去过上海及江浙等地。旅途归来，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些无处不在的高架桥。
行驶在高架桥，城市风景尽收眼底，“一览众山小”。那种俯瞰的感觉，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什么时候，合肥才能有这样的高架桥啊？！”
这座城市并没让他等待太久。2008年2月5日零点，金寨路高架建成通车，标志着合肥正式迈入高架时代。
长江西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阜阳北路高架此后，一条条高架横空出世，连接着市民的出发地与目的地。
“宁愿在高架桥上堵，也不愿在桥下等红绿灯。”对高架桥情有独钟的吴芳明，到中国科大送完研究样品，调转车头向东，绕道东二环、北二环、西二环，经长江西路高架回到科学岛。
兜了一个硕大的圈子，只为了体验一下二环路的畅通，这就是吴芳明，一位喜欢琢磨道路的生物学专家。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史祥美拿出手机，对准高架桥上来回穿梭的车水马龙。随后，习惯性打开微信，找出侄儿的头像，“嗖”，一张张图隔空“奔”向上海。
不知道从何时起，老太太喜欢与侄儿微信“斗图”了。“侄儿一直想让我回上海养老，发这些图片就是告诉他，合肥现在很好。”
在史祥美的内心深处，这座城市已然成为休养生息的家乡。“这些年，合肥变化太快，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不只是拔地而起的高架，还有疾驰而过的地铁。上跨架桥、入地造隧、互通衔接，不断刷新城市的通行效率。
当然，路的意义远不至于此。“都说要想富先修路，其实，道路建设与城市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市政工程设计专家孙玉平认为。
在孙玉平看来，这些年，合肥快速路与轨道交通向外延伸与辐射，正在扩大这座城市的“半径”，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有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进出城的高速公路更宽了，也更多了。”一到假期，自驾是吴芳明最喜欢的出行方式。尽管，合肥已是全国性铁路枢纽，到南京仅1小时，到上海2个小时，“到老家嘉兴也就3个小时”。
驶入高速，安全并线，右脚给油，码表指针迅速向右转动。眼盯前方，握紧方向盘，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此刻的他就像一个“追风少年”。
高铁风驰电掣，合新欧翻山越岭，江淮运河贯穿南北，千吨巨轮通江达海，国际航线通向地球每个角落。当年的“五条马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