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年献礼项目中最为知名的建筑，人民大会堂从设计之初就自带着许多传奇色彩。它拥有众多厅室、见证了无数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有时候甚至只是某个厅室的命名或者更改，背后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如同所有大型公共建筑物一样，人民大会堂的内部空间也按照方位、用途等等规则分别命名，例如东大厅、宴会厅等。

　　最出名的地方大概是召开过多场重要会议的万人大礼堂，而对于进入其中的参会者和参观者而言，最希望能够亲眼看看的也许是那些以自己家乡省、市、自治区命名的厅室，比如上海厅、浙江厅、福建厅……

　　然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厅室名称中，却有一个特立独行、同时又十分重要的“纯数字厅室”，它就是紧靠万人大礼堂南侧的118厅。

　　说它地位重要，是因为它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会见等活动关系密切。甚至在1973年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也是靠着在118厅内布置必要医疗设备的措施，才保障他有惊无险地出席了人生最后一届党代会。

　　不过，在人民大会堂初始投入使用的1959年10月前，这间厅室并不叫118厅，而是遵循了地名命名的方式，叫做“北京厅”。

　　人民大会堂竣工之初，考虑到万人大礼堂作为最重要的会议场所，必须要便于会议活动的准备和出入。于是，礼堂一南一北最近的两个厅室，就分别规划为北京厅和江苏厅。每有重要会议在此召开，北京厅就是毛主席休息、办公、接见的地方，而另一侧的江苏厅，则是周总理的办公休息处。

　　由于位置便利、使用方便，这个厅很快成为毛主席十分中意的地方。大厅中布置一圈沙发，便于接见访客，墙上挂着四幅国画，既简朴又十分大气。为了满足他生活起居的必要条件，一个偏厅被布置成卧室，其中也不过只有床、三屉桌、办公桌、椅子等寥寥几件家具而已。当毛主席需要在这里吃饭时，那张办公桌也就成了他的饭桌。

　　时间一长，毛主席考虑到以他个人的名义、长期占据着这么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厅室并不妥当，便向管理局提出加以调整。于是，作为首都象征的“北京厅”这个名字，就被重新规划给了位于2楼、与宴会厅相邻的另一间厅室。

　　在大会堂刚刚竣工之时，这些厅室原本是没有定下名字的，都只有最为原始的数据编号。而此刻，万人大礼堂以南的这个厅室既然卸掉了“北京厅”的名字，又没有必要再重新命名，那么自然就重新又回复了以数字命名的原始状态。

　　到了1973年，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总理亲自安排，在原本只有简单家具的118厅中增设了一些必要的医疗设施。例如，从118厅到礼堂的主席台之间，便增设了一条单独的供氧管路。

　　也正是依赖着总理的提前周到考虑，又借助了118厅紧邻万人大礼堂的地利之便，当时身体状况已经难称乐观的毛主席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坐在主席台上，顺利开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届党代会。

　　人民大会堂中虽有以各省命名的厅室，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台湾省命名的那一间却并不是随主体建筑一同竣工的。七十年代初期，中美成功签订了与台湾问题相关的《联合公报》，为了与当时的政治局面相适应，在大会堂内部建立“台湾厅”的决定才提上了日程。

　　台湾厅的最初选址位于2楼，建设工作也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参与其中。完成竣工后，周总理认为这个厅面积较小且位置不占优势，便决定对厅室名称进行更动——原本位于1楼、主要供林彪休息办公使用的浙江厅改称台湾厅，而2楼新完工的厅室则成为浙江厅。

　　后续产生的社会影响证明了这一更动的用意——新的台湾厅靠近万人大礼堂，曾经接待过包括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人在内的不少外国政要，许多外国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周总理还曾经在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时介绍此厅，说蒋介石本是浙江人，现在“我们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交给你们”，这本来也是一件好事。

　　周总理对于台湾一事挂心多年，直到病重时也仍然放心不下，因此在1976年他病逝之后，由邓颖超做主选择了台湾厅作为暂时停放骨灰的厅室。这里也是总理最后歇脚的地方。

　　香港、澳门两厅诞生最晚，都竣工于香港回归倒计时50天时，分别由港澳两地的知名实业家霍英东、何鸿燊牵头筹建。这两厅的共同特点是面积大、功能多样、设施现代，适合各种宴会、小憩和会议，也能举办其他类型的活动。

　　在媒体和大众口中极有气派的大会堂第一厅——“金色大厅”，它的官方正式名称其实极其朴实，它叫做“三楼中央大厅”。不过由于装修大气、以金色调为主，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举办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

　　这样一座在整个国家、人民眼中具有非凡意义的建筑，其诞生的缘由，最初发源于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愿望。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的红都延安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中央大礼堂，不过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座礼堂朴实得有些简陋，也只能容纳几百人同时参加会议。在开会过程之中，毛主席便酝酿了一个未来的规划——待革命胜利之时，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一座能让万人齐聚一堂的会议礼堂。

　　最终建成的大会堂面积庞大、功能复杂、体量厚重，被公认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首，其中需要解决攻克的设计、技术、施工难题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这一整个建筑从规划开始算起，不过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完成选址到敲定图纸只用了50天，很多人都难以相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为了真正达到恢宏雄伟的效果，同时满足多种功能需求，设计方案首先突破了占地面积的限制：从预定的7万平方米扩充到了17万平方米，在一般建筑的比例基础上大胆地放大一倍尺寸，并在大会堂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以便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由于时间紧迫，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施工现场活跃着二十多支“青年突击队”，他们的口号是“歇人不歇马”，紧锣密鼓地施工。

　　工程需要钢材，鞍钢车间立刻开工奋战，出产的钢材一出车间就送往工地，因此被人们开玩笑称为“热乎的钢材”。

　　在这种全国一心、群策群力的氛围之下，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进度以一种平稳且高效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十年大庆前一个月，这一建筑如期完工。

　　周总理将参与建设的各界代表请进新落成的大会堂一起吃饭，还请来京剧大师梅兰芳为大家现场演出。而主导负责此项目的总设计师张镈，在1999年获得了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获得这一奖项的，只有该世纪内中国最优秀的55座建筑。

　　建成以后多年来，人民大会堂不但召开过许多意义重大的会议，也举办过大量演出活动。无论中外的演出团体，都将之视为在中国最高规格的演出舞台。这当然并不是由于人民大会堂的技术条件，而是因为建筑和场所本身就带有特殊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大礼堂内，主席台与扇形观众席之间的位置关系经过精密计算，必须保证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垂直于主席台。前排座位不可对后排造成遮挡，每排椅子的角度和高度都有细微区别，这就意味着所有桌椅都经过专门计算和定制。

　　考虑到残疾人的使用需求，部分桌椅增加了可拆卸功能。在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厅室，由于记者有时候需要“抢新闻”，甚至还特别对第一排的桌子增加了耐冲击试验。

　　大礼堂拥有着名的圆形天花顶穹，中部五星灯、数十道光芒线和五百个满天星灯组成了极为壮观奇妙的视觉效果，与淡青色的壁板相辉映，被称赞为“水天一色”的奇观。

　　而那些以地名命名的厅室，更因为事实上成为各地风貌的展示窗口而备受关注。每当大会堂管理局发出通知，通知各地政府对地方厅进行装饰整修，各地总是抽调出得力的干部和专业人员，力图作出最亮眼、最有特色的效果。

　　江西厅选用景德镇的瓷瓶，四川厅选用双面蜀绣图，安徽厅拿出的铁艺屏风《迎客松》甚至因其工艺和寓意上的双重优势被周总理看中，移到了贵宾接待厅去摆放。

　　能够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定制”作品，也往往被艺术家们视为极大的光荣和机遇，他们全心全力进行创作，根本不在乎物质层面的报酬。

　　着名作家冰心曾经写下文字，感叹人在这座建筑面前“就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整个人瞬间都敬虔肃穆了下来。这大概也是所有有幸进入人民大会堂内部的人内心同样的感受。

　　参考信息：《解密人民大会堂》；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4年6期《人民大会堂的传奇往事》；新湘评论·下半月；2017年2期《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幕后》；文萃报·周二版；2022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