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近代以来侵华“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虽然在华盛顿体系之下一度维持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则竭力维护并极力扩大所谓的“满蒙权益”。1927年6-7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分离满蒙”为起点和重点、步步侵略中国与世界的政策。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日本在国内经济困境下，军部法西斯势力重新抬头，极力鼓吹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将是日本摆脱危机的“生命线”与“利益线”，并与社会舆论界的“满蒙危机”论互相鼓噪。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奉天（今沉阳）北郊的柳条湖，设计炸坏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随后反诬中国军队破坏，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城，挑起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即“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昭和天皇未予阻止，日本政府则予以支持。不到半年时间，日军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植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实施殖民统治。

　　面对日本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不交涉”方针，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与解决。而日本则于1933年3月悍然退出国际联盟，随即入侵热河省并进攻长城一线，继续制造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势力发动了军事政变。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在8月7日通过的“国策基准”，确定了日本的大陆与海洋政策和全面侵略中国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开了法西斯势力公然武装侵略、肢解现有国际秩序且不受惩罚的先例，并使其他国家与地区卷入其中，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历时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事变后的第三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宣言，明确提出要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首次指出“九一八事变”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进而主张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1935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华北领导开展抗日活动。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批优秀的干部奔赴东北，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3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分散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之后又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开展了英勇顽强的长期抗日斗争。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凝聚了抗战的人心、锻炼了抗战的干部。第二，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和部分爱国官兵，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进行了局部抗战，如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中国的局部抗战意义重大。首先，它冲破了西方绥靖政策和国内不抵抗主义的束缚，在世界上首举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次，它在世界上最早创造了以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新型战争形式，为“七七事变”后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积累了经验。第三，中国人民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以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14年间，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坚持抗战，直至取得完全胜利，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